xx33448899@gaall.com

6月19日，ISC 2019媒体沟通会上，周鸿祎表示，今年这一届的ISC与前六届都不太一样，我们将在雁栖湖举办，这里举行过很多大型会议。看似精彩的演讲，不过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一直强调七年传统的ISC大会，却在第七届失去了主场，并且是被其竞争对手所占据，老周心中必定是五味杂陈，作为7年的行业盛会，会址非不可抗力被迫更改，这是怎样的耻。

据陕西交通广播报道，碧桂园秦都府项目在拆迁时，因拆迁不当，新投幼儿园部分教室毁坏，园方与碧桂园多次交涉无果。目前，几百个孩子因教室遭到破坏被迫停课。据陕西广播电视台的视频报道称，该幼儿内多间教室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，导致400多名幼儿园学生不能正常上课，具体回复上课时间未知，今日，该幼儿园门口聚集大量家长和儿童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舆论产生的压力也在助推着事件发展。11日晚间，根据北京青年报最新的报道，翟天临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对此事件高度重视，已经成立调查组并按照相关程序启动调查程序。学校表示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，对学术不端行为持零容忍态度。责任编辑：刘万里 SF014

缩表也是这样的。观察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扩张，可以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，这里是美联储资产。本来是8000亿左右，金融危机之后很快涨到4万亿，直到2017、2018年才开始有所下降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中国的4万亿计划退的太早，因为大家都担心这4万亿对经济结构产生不利影响。但是我们退出过早，还没等内生力量修复就退出，以后经济增长就会有问题。就好像你病的非常厉害，给你送到ICU急救，当你醒过来病情刚有点缓解，马上从ICU推出来，然后着凉受风，马上又得赶紧推回去。假如你在那多待两天再出来，身体可能就可能充分复原了。所以，退出来太早不行，退出来太晚也不行，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点。当然，在现实中要找到这个点非常难。当时学界包括我本人担心的是退出太晚，过多依靠刺激措施、过多依靠低利率，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所以尽快退出吧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有点教条主义。西方国家并不总是执行它们自己宣传的一套政策。比如说，西方国家主张政府财政赤字越小越好，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越好，它们原来反对的政策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，全都干过了。咱们这些学生并没当好，光学了人家的话，学了人家的理论，没有学人家的灵活性。

同学们好，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学习心得。最近，我在编一本文集。这本文集包含了我1995年从英国回国后撰写的关于宏观调控的论文，涵盖了差不多30年来我对于宏观问题的研究过程。在整理过程中，我把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重新看了一遍，很有体会和感触。最后，我决定把这篇论文集的题目定为《太阳之下无新事》。为什么呢？我发现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问题，包括自己参与讨论的许多问题，在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了，而且说的话跟现在一模一样。所以，研究“经济研究史”对于学经济学的人来讲非常重要。大家接受正规的经济学训练，喜欢搞模型甚至很复杂的模型，这些东西是有用的、有帮助的，但真正想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提出一些接地气的政策建议，积累研究经济问题的“实践经验”、研究“研究经验”，确认以往的政策建议中哪些提对了、哪些提错了，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或许更为重要。

2017年11月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、党委委员。2018年03月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。中共十九大代表，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。梁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，男，1962年11月出生，山东荣成人，1984年7月参加工作，同济大学管理学硕士，高级经济师。